“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句诗出自《唐诗三百首》开篇第一首《感遇。其一》，诗人用春兰秋桂的芬芳美质，抒发了自己追求清操非为虚名的高雅志向。
　　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宰相张九龄。他的另一首《望月怀远》中的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诵。
　　张九龄，字子寿，唐代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人，是岭南地区第一位经由科举登临相位之人，也是唐代及之前官职最高、影响最大的粤籍历史人物。他以相业与诗文并举昭灼后世：他是唐玄宗心目中的“文场之元帅”，是开启山水诗“清澹”一派的盛唐诗宗；他亦是史家公认的“开元贤相”，《资治通鉴》以“尚直”一词概括其政治表现，“风度得如九龄否”更是一度成为唐玄宗选拔官员之标杆。张九龄在生前身后受到历朝历代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尊崇与景仰，赢得了“自古南天第一人”的旷世美誉。

张九龄像。韶关市委宣传部供图

　　2020年适逢张九龄辞世1280周年。韶关现存有张九龄故居、张九龄墓、张九龄纪念馆等相关遗址。近年来遍布辖区三江六岸的网红打卡地点——“风度书房”，其灵感同样来源于“九龄风度”。今年1月，占地面积超1.4万亩的韶关张九龄纪念公园和韶州历史文化博物馆同时宣布动工。“九龄风度”被重新定义为“以民为本，德望为先，才杰廉明，尚直宽和”，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犯颜敢谏 公私分明
　　张九龄（678-740）出生于韶关一个地方官宦家庭，祖上是中原移民。七岁即聪慧能文，十三岁时就向广州刺史王方庆毛遂自荐，赢得后者“此子必能致远”的赞赏。他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先进士科登第，再于“材堪经邦科”登第，被擢为秘书省校书郎；继而又登“道侔伊吕科”高第，升为左拾遗。此后官至中书令，左迁右丞相，再贬荆州长史，其政治生涯几乎横跨了整个“开元盛世”。
　　张九龄在其所著的《曲江集》存诗中，曾自比为一只来自南方的渺小“海燕”，有幸乘春天来到长安“玉堂”庭前（《咏燕》）。诗里提到的“春天”，指的便是唐代国力的强盛以及在此期间逐渐成型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章制度——科举取士制。士人应举，不必经过推选，可“投牒自应”，即自由报考，为大量像张九龄这样出身遐远、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才打开了施展抱负的空间。
　　《曲江集》中孤根、孤桐、孤雁之类的自喻随处可见，一方面展现出作为诗人的张九龄贞洁孤高的性情，另一方面“常恐横议侵”等字句也流露出深切的忧愤与孤独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忠直耿介、一丝不苟的个性有关。正如其外甥、书法家徐浩在《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中所言，张九龄“善恶太分，背憎者众”，以致“百犬吠声，众狙皆怒”，“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而《孤愤》正是韩非有感于战国时期的韩国“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的局势而写成的（参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对于张九龄的“尚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唐玄宗即位后不久，才蒙“圣恩”赏识的张九龄立即上奏，指出玄宗未进行“郊祀”（在国都郊外举行祭祀祈福仪式），不符旧礼。
　　随后，他又上书首席宰相中书令姚崇，直陈其因徇私情致使用人失当，应远离谄佞浮躁之人，提携品行纯厚之士，甚至敬请姚崇“清省自修”。因与姚崇不合，张九龄不得不于716年秋辞官南归。
　　哪怕是对有恩于自己的“贵人”，他照样是公事公办，不顾情面。开元六年（718），张九龄因开通大庾岭有功，重返朝廷，拜左补阙。《新唐书》载，继姚崇之后担任宰相的张说一向对其才华颇多赞美，常说“（九龄）后出词人之冠也”，多番向玄宗大力举荐。两人私下还曾互通谱系，认为同宗。
　　然而，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禅泰山之时，张说趁机将其亲信列为随行人员，借机加官赐爵，遭到了时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的张九龄的强烈反对。张九龄认为，官爵为“天下公器”，若将公器用作犒劳旧部、拉拢人心之私用，必定会令“四方失望”，招致“讥谤”。张说不予采纳，不久果遭弹劾。张九龄也因与张说往来密切而受到牵连，由京官外放为冀州刺史。

梅关古道张九龄铜像广场。蔡三朋 摄

　　守正嫉邪 远见卓识
　　从公元727年开始，张九龄先后在洪州、桂州等地任职，至731年任秘书少监兼集贤苑学士副知院事，第三次重回大唐权力中心，此后一路升至宰相，但依旧“遇事无细大皆力争”。特别是在重大人事任免、奖惩等问题上，他不惜屡次“犯上”，最终遭到罢黜。
　　对于官员录用一事，张九龄一向秉持儒家选贤任能的观点。他认为用人应视德才为先，不以个人资历功勋为标准；宜唯才取实，不以个人亲疏喜恶为依据；以实绩为重，不以个人背景名望为衡量。早年他曾四次参与吏部品评应举者等的考核工作，素来以量才“平允”著称。
　　担任宰相期间，他曾力阻玄宗启用牛仙客为尚书。在他看来，牛仙客系自基层胥吏提拔上来，虽有地方治理的经验，但终究学识不足，“目不知书”，不具备出任尚书这样的中央朝廷柱石应有的素质。
　　而南宋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提到，张九龄曾经为牛仙客的父亲撰写《赠泾州刺史牛公碑》，文中对牛仙客在凉州都督任上的政绩予以了充分肯定，足见张九龄与牛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至于张九龄反对玄宗拜李林甫为相，虽未有具体说明，但张、李二人为官、行事，一个“守正嫉邪”，一个“口蜜腹剑”；一个不愿亏耗国用，主动辞谢皇帝赏赐的田宅财物（《让赐宅状》），一个贪墨自肥、货赂公行，可谓南辕北辙。
　　《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曾召集近臣宴饮观鱼。李林甫趁机阿谀，说鱼儿鲜活可爱，“赖陛下恩波所养。”而张九龄却很不“识趣”地反唇相讥，称池子里的鱼有如“陛下任人”，徒为妆点景致，令玄宗甚为不悦。
　　开元二十四年（736）初冬，唐玄宗在东都洛阳，本拟次年春西还长安，因故打算即刻返回。张九龄考虑到“农收未毕”，建议推迟动身，以免沿途扰民。而李林甫却深明“圣意”，说天子往来行幸何必择时，主张即日西行。
　　在太子废立一事上，两人更是爆发激烈冲突。李林甫为巴结宠妃武惠妃，撺掇玄宗废太子李瑛，改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王位继承人。张九龄极力劝谏，向玄宗历数历史上轻易更立太子导致国家内乱的前车之鉴。李林甫与武惠妃暗地派人传话，告知张九龄如愿襄助，“宰相可长处”，不料遭到其严词怒斥。张九龄将此事奏报玄宗，于是太子之位暂时得以保全（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开元后期，玄宗渐渐疏于理政，溺于享乐，对待张九龄的态度也愈发微妙。一方面，对于张九龄在自己寿宴上献上一部论述前世兴废、意在警示的《千秋金鉴录》当做贺礼，他有意展示出宽宏雅量，下令褒奖；另一方面，又不满其频频“忤旨”，甚至怀疑其阴结朋党，遂怒而逐之。
　　张九龄曾断言李林甫“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观察安禄山举止骄蹇，预言其将来必反，都被事实所应验。李林甫为相十九年，绝尽言路，党同伐异；安禄山拥兵自重，割据河朔，终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亡四川，此时张九龄辞世已有十多年。忆起这位公忠体国的旧臣告诫，玄宗悔恨不已，特地派人前往韶州祭奠，抚恤张氏家人。

张九龄雕像。韶关市委宣传部供图

　　开通庾岭 造福于民
　　“始终行一意，无乃过愚公。”（《杂诗五首》）。张九龄对朝廷的忠诚从未改变。《唐诗纪事》载，罢相前夕，唐玄宗特命高力士赐给张九龄一柄白羽扇。当时即将入秋，扇子很快便成无用之物，张九龄顿时明了其中的用意，立即作赋表白心迹——“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白羽扇赋》）。
　　无论荣辱得失，他并未因仕途遇挫而消沉，外放期间仍尽心竭力，在农桑、赋税、商贸、基建等领域，同样表现出远见卓识。“九龄风度”亦因张九龄务实肯干的作风，彰显出鲜明的岭南人文色彩，实现了“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的辩证统一。
　　例如在任河南开稻田使期间，张九龄曾试图在中原地区普及岭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这个设想虽在当时未能成功，却在北宋成为了现实，增加了中原粮食产量。范仲淹在《晋祠泉》中就曾描述过黄河流域“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的景象。这足以证明张九龄在发展农业方面的超前眼光。
　　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在第一次南归期间，见秦代开凿的梅关古道年久失修，“人苦峻极”，便向朝廷献状请开新路，将岭南的丰富物产运转至内地，达到补充财政府库、满足江淮地区供应需求的目的。在玄宗的支持下，张九龄于开元四年（716）冬，以左拾遗内供奉身份主持筑路工程，勘测、设计路线等工作均亲力亲为。工程启动时正值农闲时节，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踊跃拥护，不到两年即宣告完工（参见《开凿大庾岭路序》）。
　　这条古代的“京广线”长十多公里，南通广东南雄，北接江西南安，可供五辆马车并行，沿途还设有驿亭。直至1936年粤汉铁路开通之前，它一直为沟通南北、振兴文教、促进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泽被后世一千多年。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王维《献始兴公》）。为政不求名位爵禄，而在乎民生福祉，王维、孟浩然、杜甫、王昌龄、苏轼等文坛大家都曾为张九龄的高风亮节所动容，以诗文相颂。在他的垂范激励之下，韶关从唐至清，共涌现进士近200名，凭人杰地灵而闻名遐迩。
　　然而，张九龄未能逃出“自古忠臣多悲切”的命运怪圈，折射出封建皇权专制之下的诤谏监督体系的根本缺陷——吏治风纪如何，严重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与政治素养，廉洁奉公者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位列凌烟阁二十四臣的魏徵，就曾因顶撞唐太宗李世民而险些惹来杀身之祸。魏徵因此感慨：“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
　　在今天，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摆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这也是张九龄的故事留给今人的深刻启示，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九龄园。欧德亮 摄

　　「评说张九龄」
　　“风度得如九龄否？”《旧唐书。张九龄传》中唐玄宗的这一问，定格了张九龄“曲江风度”的历史形象。曲江，张九龄的故乡。风度，人的言谈举止和仪态，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品质与修养。
　　张九龄的仪态如何，史无明确记载。玄宗之问，发生在张九龄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时，并且是“上必问”。那么，玄宗眼中的风度，无疑极其认同张九龄的言谈举止亦即所作所为。成为太上皇时，他仍然对张九龄思念不已，说他“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
　　历史上的许多官员，都有类似的“盖棺定论”。张九龄的得自钦定，更多的则来自于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比如东汉杨震暮夜却金，告诫对方“天知地知子知我知”，所以人们称之为“四知先生”。宋朝王珪自执政到宰相干了16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口头禅就是三句话：上殿进呈，云“取圣旨”；皇帝有了批示，云“领圣旨”；下来传达，云“已得圣旨”，所以人们称之为“三旨相公”。明朝万安上朝，“止知呼万岁耳”，所以人们称之为“万岁阁老”。至于非著名人物，更可以说数不胜数。
　　“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张九龄的清廉自守，只是他从政的一个侧面。典籍中的张九龄，尚直守正，坚持原则，既不唯上、不徇情，也不偏私、不阿党。所以如此，清廉这个侧面或正是必要前提，足以使他具备一种底气。用宋朝杨伯子的话说：“公忠仁明，皆自此生。”
　　

——潮白
　

　（刊载于南方日报2020年2月27日副刊海风版面和南方+客户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