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之（1904—1940），又名李柏根，东莞高埗镇上江城村人。1926年，李一之在东莞中学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旋即参加北伐战争。1937年春，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创立东圃小学，培养革命人才。
　　1938年5月，李一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中校作战课长兼游击基干大队长，出色完成了中共党组织交给的秘密任务，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阴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在东莞水乡开展游击战，经部队党组织同意，李一之与战友叶碧华于1940年10月底回到上江城开展革命活动。1940年12月12日拂晓，他在水乡秘密开展抗日活动时，不幸被日军逮捕，身上被刺十几刀，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怀念我们的兄长李一之

　　李一之是东莞市高埗镇上江城村人，他与我们是同乡，同族，较我们年长10多岁，是我们尊敬的兄弟。一之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当年的件件往事总是萦绕在的脑海里，使我们难以忘怀，也不能忘怀。正是一之充满爱国热情的一生、高尚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引导我们踏上为民族解放的抗日道路，引导我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奋斗至今。
　　记得在1928年，李一之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粤军李济深处任参谋，时常回乡探亲。他常到学校（当时他的父亲在村中教书），教我们唱北伐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当时我们也只有六七岁大，不懂歌词的意思，许多村民也没有听过“列强”、“帝国主义”这些名词，他就非常耐心、形象地解释道：“帝国主义、列强就是恶霸，欺压中国百姓，英国抢占香港，日本霸占台湾，法国占广州湾，是抢夺我国财富的外国恶霸。军阀就是与列强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的大土匪，这些列强不打倒，军阀不铲除，则国无宁日，民不安生。”他又结合村中情况说：“在几年前村中曾办过农会，组织过农民军，领头人是鬼初（李初）、大眼堂（李堂），他们配合孙中山革命军到莞城攻打英国买办陈濂柏的商团武装。结果，将商团打跑了，得胜回乡。”如今我们还记得有一首歌谣：“农军攻打省渡头珠玑巷，鬼初死了好在还有大眼堂。”这就是乡亲们对两个领头人的歌颂。
　　李一之又讲：“当时村中有两个恶霸，依强依势，欺压乡亲称霸，后来由村中李汉的几个兄弟将两人打死。但恶霸的余党单眼树佳勾结土匪头子袁虾九回村中报仇，杀害了李德夫妇及其大儿子李容、李汉的弟弟李平深，造成4条人命的血案。”
　　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江城发生的这些事情，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动，也没有觉悟到这是革命行动，但可以说受到大革命形势的影响受到的一次革命洗礼。李一之给我们上了一堂爱国思想教育课，在村中撒下了革命种子，后在抗战中生根发芽。李德的第二个儿子李顺在1938年入了党，成为村中第一个农民党员，他的家是部队的交通站、堡垒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抗日，丢了东三省。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英勇抗战，全国民情振奋，欢呼十九路军打得好。而蒋介石却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李一之对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极其不满。他认为军人的热血应洒在抗日战场上，不应打自己人，他感到报国无门，一气之下，请假回乡。
　　后来，李一之在国民党左派陈汝棠的影响下，约同几个知己北上游览长城、张家口、包头、绥远等地。当时吉鸿昌将军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在长城一带英勇抗战。一之此行，公开是旅游，实质是战地考察。
　　李一之回乡后，情绪更高，继续向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不久，吉鸿昌这样一个抗日名将，却被蒋介石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那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起来反对内战要求抗日。东北等地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遭到镇压；文化界代表“七君子”呼吁抗日救国也给送进牢狱；中国共产党这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这一连串的事实，使李一之对几年来政局的风云变幻作出了冷静的思考，他更深刻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而失去民心；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的正确而民心归向。他增强了要抗日就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这时，广东政局也有变化，陈济棠联合政客胡汉民、广西军阀李宗仁组织西南联合政府，打着抗日旗号反蒋，结果失败。这时，李一之也转到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防空指挥部任职。
　　他热爱家乡，非常关心青年人的进步，便想在村中办学校，让群众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跟上新潮流，要把学校作为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他和村中的上层乡绅商量，后得到乡绅拥护，李南和李植光父亲积极支持，拨出一笔公款办学。尹林平得知此事后极为重视，选派中共党员廖安和进步教师黄坤元前往任教。
　　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从城市发展到乡村。上江城的学校正式命名为“东圃小学”，李一之任校长。那年刚好遇到“天花”病流行，村中不少人得病死亡。廖安、黄坤元两位老师买了痘疫苗，亲自替老乡接种。结果，凡是种过疫苗的人，均免遭此难。此事深得村中群众赞扬，说：“东圃小学一成立就为村中办了第一件大好事！”这一来，廖、黄两位老师更得到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东圃小学成立后，很快办起了夜校，吸收村中贫农、长工、妇女入学，学文化，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学生宣传队，假日到田头、邻乡宣传；又办了黑板报放在渡头边，让来往人客受到教育。那时，我们两人也积极投入救亡运动中，白天去莞城上学，晚上回到村中，参加各种活动。影响逐步扩大，吸引了一些抗日救亡工作者云集上江城。如莞城阳光书店的谢阳光、赵学夫妇，挑着进步书报到村中卖书；莞城力行小学的何与成，高埗的邓德昌、陈前、张如、王河、罗慧贤等教师常带着学生到来与东圃小学学生联欢；廖安、黄坤元、谢阳光和阮海天共同登台演戏，高唱救亡歌曲，给群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村中青年抗日情绪更高，要组织抗日剧社。李一之大力支持，亲自到省里筹集经费，并争取了陈汝棠派来的救护队。此时，正好张英到来办抗日自卫团，搞军训，于是与战地救护结合起来进行。救护队的成员，全是学生，其中部分是“抗先”队员，也参加抗日剧社演出。一到晚上，全村便灯火辉煌，歌声嘹亮，一派抗日高潮景象。
　　华南形势日趋紧张，此时，李一之认真思考着一个问题：一旦华南战事发生，家乡沦陷，如何坚持武装斗争？他常和我们谈论此事，并深入到渔民中调查研究，和廖安、谢阳光等人观察水乡地形。他提出，华北地区有高粱当青纱帐，我们水乡的甘蔗林、黄麻也可当青纱帐。有几次，他让我们坐渔船或叫我们划着小艇在河沟行走，他站在东江堤岸上，看禾苗能否当青纱帐，事后跟我们说：地形可以改变嘛，部队行动困难，敌人一样也困难。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书，内容有关开展水乡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问题，作为日后开展水乡武装斗争的初步设想。他深入渔民中间作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几户渔民子弟没有读书，就交待廖安免费安排他们入东圃小学上学。这4个渔家青年以后均参加抗日游击队，为解放水乡作出了贡献。
　　1938年初，尹林平利用李一之的身份，掩护省委在广州市内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安全地完成任务。同年5月，一之由尹林平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日寇在大亚湾登陆。有一天，李一之回乡将父母、妻子、儿女送往高州他弟弟那里。他的弟弟那时任国民党保安团团长驻防高州。李一之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发展家乡游击战争，不让他的父母干扰，拖后腿。到了10月15日那天，他叫李植光通知村中抗日自卫团全体团员，全副武装，晚上9时在学校门前集合。队伍集合好后，他准备讲话，忽听到从石龙方向传来一声巨响，村中男女均以为日寇打到莞城了。半小时后，城里居民纷纷向乡下逃难来了，自卫队员的父母、妻子也纷纷跑来，将自己的子弟拉回家中。李一之吩咐李植光，将身边的望远镜及军用地图转交王作尧后，便独往莞城。此时车、船已断，他雇了一条渔船去广州找他的部队，暂时和我们失去联系。1939年7月初，他派人到学校找廖安，我们才知道他在惠州。此后李植光、廖安、黄坤元、李南先后找过他3次。对我们已参加部队，他十分高兴。因学校经费困难，他给了廖安40块大洋。他对家乡抗日斗争十分关心。他吩咐我们要争取下江城赵炯那些武装抗日。此时，刘发如、凤凰狗已秘密降日，赵炯思想已变坏。于是我们警告赵炯不要做坏事。
　　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动派阴谋要消灭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李一之首先获此情报，即告尹林平，使部队能够预先作应变措施。部队转移海陆丰途中，曾生派大队副官李燮邦去与陆丰顽军李昆部联系，中途被顽军无理扣押，押到惠州指挥所，不久被抢杀。李一之得知此事后，曾想通过李扬敬、李振良的乡亲关系去保释，无效。在李燮邦临刑前，李一之心情十分悲痛，备了些酒茶与燮邦送别。事后又给李燮邦立了一个碑，写上“民族解放战士侠骨长存”。此事给反动派得知，给李一之扣上异党分子的罪名软禁起来，幸获组织营救。后部队东移返回东莞，李一之即返部队，组织曾决定他留队工作，但他对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念念不忘，主动要求回家乡工作，获批准。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深入土匪头子李潮部作策反工作，遭汉奸土匪头子黎林向黄涌日寇告密，不幸被捕，身中17刺刀而亡，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