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光（1910——1992），又名王次华，东莞厚街西元村西门巷人。1935年，在东莞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翌年3月回国，在广州由国民大学学生张定邦介绍，参加中国青年抗日同盟，随后回厚街发展盟员。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莞特别支部书记。回厚街发展党组织，建立厚街党支部，并在厚街组织世界语拉丁化新文字学习班，团结教育青年。
　　1937年12月，随国民党第九十三师到宝安第二区组织区、乡抗日自卫队。1938年1月，以“救亡呼声社国防前线工作队”名义，率领10多名队员赴宝安南头、深圳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任该队队长兼中共支部书记。同年秋，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第一五三师九一三团被日军击败，与师部失去联系，军心动摇。受中共东宝边区工委派遣，到该团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该团共同抗日。团长李纯同意成立临时政治部，由王启光当主任。政治部还设立一个武装政治大队，后改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随后编入由王作尧领导的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1939年春，领导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宣传队在东莞的黎村、谢岗、上桥头、樟木头、石马一带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被中共广东省委往广西十万大山地区活动。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湛江专署副专员、中共湛江市委常委兼湛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是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1992年逝世。
　　王启光同志回忆东莞特支成立前后的斗争
　　1926年我在东莞中学读初中，1929年毕业，回乡当教师，后到广州读书，1932年又返回家乡厚街当教师。1935年和陈健同志去日本，1936年初假期回乡。由于在日本参加了鲁迅组织的左翼作家联盟，主要研究学术，因而在广州逗留期间，由陈健介绍，与广州左翼组织取得联系。1935年广东已建立“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下文简称“中青”），可以吸收更多爱国青年参加革命活动。我1936年3月4日到广州与这些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中青”。与我联系的人是我初中的同学，读书时叫张定帮（现叫张静宇）。参加“中青”后我回到厚街，与家乡青年学习世界语，看看进步书刊、杂志等。
　　1936年8、9月，我到广州，与张定帮联系，张定帮说：“根据当前形势，‘中青’解散了，在‘中青’基础上建党”。并介绍我入党（当时“中青”的成员，凡年纪稍大些的，都加入了党），我很高兴，办了手续。所以广东党是这时重新恢复的。据说是7、8月间，这是听专案的人说的。由于记不清具体时间，所以我计算党龄时间是1936年10月。我入党后，组织上准备派一批党员到延安读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到延安后办的），我要求去，在广州边抄写一批秘密文件，边等候了一个多月，后来说去不成了，主要是封锁厉害，且广东需要开展工作。因此10月被派回了东莞，建立东莞县特支。我同王均予一起回来找到王士钊和张联，与两人介绍了一下，由王均予指定我当特支书记，时间是10月，当时只有我们三个党员。王士钊也是张定帮介绍入党的，张联可能是陈健介绍入党的，是陈健的亲戚。这是特支成立的情况。
　　特支成立后，东莞的“中青”仍未解散。当时开了一个会，谈了一下东莞情况，知道东莞有“中青”，党员只是我们三个。据王士钊说，王均予先成立广州市委，由他负责。这时未有省委，特支由我与他联系。王士钊说他曾是特支的副书记，我又好像不大清楚，特支成立时，还没有提过他为副书记。当时我们分别在厚街、东莞两个地方。大家分散活动，士钊在东莞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张联亦在东莞，我在东莞无职业，不能长期留在东莞，只能回厚街。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组织上叫他当副书记。他们两人在东莞，还有“中青”作基础，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当时主要是在莞中和莞中毕业离校在附近的一些知识青年中开始发展党组织。我在厚街，所以厚街情况熟。知道王鲁明是王士钊介绍入党的，因是厚街人，在我家宣誓。我在厚街，知识青年多，于1936年底至1937年，我很快发展了几名党员，一名叫王炽光，他当时在厚街乡立小学当教师；另一名叫王耀昆，在中心小学当教师；还有一名叫王冠勋，王河（王思荷，张广业的爱人）四名，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王耀昆。太平有一间简易师范学校，是县的简师。简师有一名党员叫王爱玉，是王士钊发展的，关系交厚街支部领导，与王河联系。当时，太平、厚街是这个情况，这是关于特支的情况。工作是通过进步的文化活动，宣传抗战，开展半公开的活动，接触的是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在他们当中找建党对象。当时东北沦陷，华北紧张。“西安事变”后，莞中王鲁明（王寿棋）被捕，主要是因为他在同学中宣传抗战，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如“读书会”等引起国民党伪县府怀疑，被捉了去。后很快获释，因为抓不到很多证据。王鲁明释放后，便转移到农村去教小学。因为这班人均是王士钊领导的，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后来学校不敢请他，失业了。我刚在平湖雁田村找到一间小学当教师，便介绍王士钊到那里当小学教师。以后分散了，东莞剩下张广业、张联等，我仍回厚街，大家再无联系。
　　据张广业说，1937年1、2月间，东莞成立县临工委，谢阳光是工委书记，他当工委副书记。成立县临工委本来应接收我的组织关系的，但也没有接收。那时，广州市委已成立外县工委，专管外县的党组织关系。县工委不来接收，我便一直到抗战。抗战一开始，谢阳光等带人到厚街宣传，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县工委的负责人，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谢阳光不属于王均予系统的，是上海回来的。1934年，东莞有一群青年，谢阳光、赵学、何与成（何景炎、何鼎华弟弟）、陈沛隆等到了上海，他们读书时很活跃，与我同一班。还有一个叫黎协万，读书时叫黎建同，他哥是党员，莞中校长。黎协万也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失败以后，失了关系，再于1938年重新入党。这群人到上海找组织，后来上海组织被破坏，撤了回来，后在香港才接上组织关系。广东的关系当时也断了。因此，他们是另一条线，是香港这一条线，他们是与何炳南一起回来的。这些情况，当时是比较复杂的。
　　王均予不是广东人，是个长征老干部，到达延安后，被调出来从事《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新华日报》在白区是秘密传递的。他当时到上海做发行工作，与广东进步青年建立了《新华日报》的发行关系，他就是这样来广东的。来到广东后，王均予看到广东有基础，便回中央汇报（后来到北京，与北方局联系，当时刘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北方局同意王均予回广东发展党。1935年王均予来广东了，成立了“中青”。重新建党时是由王均予负责的，我是由王均予发展的。谢阳光这群人是在上海找到组织关系的。还有谢勉修，与我有点亲戚关系，文革后我找到谢阳光，才问清谢勉修的情况，谢勉修已经不在了。由于党员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到广东活动，所以互相之间不大认识。解放后，才听说还有何树基和何干枝。当时，王均予发展的我们这群人，怀疑何树基一班人是托派，有所警惕。以后，香港这一边，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王均予一边成立了广州市委，与南方工作委员会没有结合起来，互相间还警惕着。后来中央派张文彬来广东，尹林平也来广东了。南委市委的关系通了，怀疑消除了，党的统一组织建立了，这是抗战前一段期间的情况。
　　抗战前一段时间，我家乡有国民党驻军九十三师，是北方部队，讲普通话，他们也需要宣传发动群众。当时我会讲普通话，所以后来参加了九十三师的政训处，我的任务主要是扩大白区自卫队的组织。1937年“七·七”后，区、乡成立自卫队，国民党县政府那时搞国民兵团，成立壮丁常备队，还组织县抗敌后援会。当时，都是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或他们承认的组织，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掌握的。好像壮丁常备队，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其实是我们党掌握的。厚街区成立抗敌后援会，我是委员。后来到部队挂了一个名（政训处），负责白区自卫队的组织，区乡都搞起来，这时，上级无人来联系，县也无人来联系，总是根据自己领会去进行，也没来得及与广州联系。大概到1937年冬（10月、11月左右）国民党九十三师（罗卓荣军，师长甘丽初，广西人），师部在太平，曾在太平开展过一次区乡自卫队的检阅，我便把全区自卫队集中参加检阅。人不多，我们骨干又少，后来，没来得及整理，九十三师便调到宝安了。于是我就随部队去了宝安，在政训处当准尉干事。我去宝安后，厚街工作交给了厚街党支部，工委、省委初时亦无接收我们的关系。我到宝安后，到第二区当民众组织的指导员，在龙华、乌石岩等山区了解情况，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
　　后来，九十三师北上，据说到上海参战。当时我思想有考虑，我觉得在宝安开展工作十分需要，而且也有开展工作的条件，所以我一个人跑去广州，想找到组织关系。因为时间过了几个月，联络较困难，后来通过我的弟弟王作尧找到了组织关系，我向组织建议成立工作队，到宝安活动，组织上同意了。后来，广州派了三个人来，两名党员，一名群众，其中一名是我的叔伯弟弟（即王作尧亲弟），另一名女同志梅爱芳，加上我，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当支部书记。工作队叫“救亡呼声社国防前线工作队”，无抗战二字。救亡呼声社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带头组织的，是省一级的救亡团体，我们用他的名义。因为在宝安是国防前线，当时在那里，放眼望去，就能看到几艘日本军舰停在那里。文革中有人问“为什么要用国民党省党部书记搞的这个名义呢？一定是与他们有关系。”我说，我当时根本不认识书记长。我问我的弟弟是怎么弄到这个名义的？我弟弟说，我们有党员在救亡呼声社工作，征得他同意。我们只用他的招牌名义，但经费、工作人员全部与他们无关系。他们既无过问我们，我们亦无跟他们联系。除了广州参加几个人外，其余的均是东莞人，而且大部分是厚街人，我的几个妹妹王章、王容、王月娥，还有王日新（王满堂）、王应登、吴婉、麦容约十几人。十几人一个工作队到宝安。当时我们在县城，做流动宣传，演剧，唱救亡歌曲等。以后再分散一些人去做教师，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深入地开展了工作。工作队做宣传抗日工作，群众很欢迎，并招呼我们吃饭。1938年6月，东莞中心县委书记姚永光（合浦人）来宝安联系，我才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由省转到县委。姚永光来到后，我们向他介绍了情况，提出了工作意见，他认为宝安需要加强力量。他回去后，派了张广业带着一班人，有王河、陈明、黄庄平、陈坤（莞中学生，解放初在广州市公安局当副局长，二陈事件后，扣押死了）、陈池等，来传达了县委的意见，准备成立宝安县工委。并带了两个大革命时期失去关系的党员来，由于人来得多了，一班人的生活更需要解决，因此陈明、陈坤等到学校兼些课，并派几个人入学读初中，以便开展学生工作。读初中的有麦善容，王炽光（即王彪）、苏启华、王锦培等，都叫工作队成员，他们去读书，时间很短。
　　10月11日，日本从恵阳登陆，工作队便向东莞、宝安边界撤退到观澜章阁。原来张广业带一个工作队在这里做过工作，有一定群众基础，在这里成立了东宝边工委，负责这一带工作。张广业当书记，还有黄木芬、黄高阳两人是工委。工作队撤到观澜后，碰巧国民党驻军得知日本从恵阳登陆，便拉向广九线，想加强广州外围。国民党驻军九十三师撤走后，换上广东军一五三师，师长是张瑞贵（张瑞贵是六十三军军长兼一五三师的师长）。驻县城的团长李纯，海南文昌人，我跟他也比较熟，他们部队拉到梅塘。当时日本已占领广州，为加强广州外围，所以向东莞扫荡。国民党两个旅与日本打仗，与日寇一接触就打了败仗，一直撤退到白花洞附近，那时袁虾九（袁华照）也集中在这里。当时国民党部队九一三团损失较小，但人生路不熟，敌情不明，既无群众基础，又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很慌张，两个旅长走了，其他军官和士兵不断开小差，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张广业叫我跟这个团长商量，要求他们坚持在那里，继续与日军作战，如果做得到，我们则动员群众支持他们。谈话后，他们表示我们可成立政治部，人由我们找，如有部队什么命令，可由团长、政治部主任签名生效。当时东莞已沦陷，我们原来工作队有些人，莞城又来了一些人，所以很快成立了政治部，我当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有个政治大队，配备几条枪，由黄木芬当大队长，以后蔡子培当副主任。成立后，我们派了一些人到九一三团的营、连当指导员。当时，我们不会打仗，都是一些年轻人，但一点也不怕。相反打过仗的军官反而害怕。他们看到地方青年这么热情，无一点恐慌，所以有情况便找我们商量。当时派到营的有陈明、王连生和祁和（打太原牺牲了），这三个人在营当指导员。
　　后来，他们与张瑞贵联系上，张要他们拉上东江河源，要求我们与他一起走。当时，我与黄木芬第二次跟他谈话，我们提出的条件是，第一要求他们给我们一个名义——游击队的名义，我们自己取名为东宝惠边游击队，准备成立三个大队，当时第一大队长由黄木芬做（几十人）。第二大队长由蔡子培当，第三大队找不到人。其实，蔡子培在清溪无什么人，即当时准备他当大队长。只是第一大队找到几十人。他们答应了，据说打了电报请示张瑞贵。当时张瑞贵兼国民党东路守备区总指挥，管辖整个东江。原来国民党在沦陷时准备让叶挺当总指挥的，但当时叶挺在香港，准备与一些人入深圳。以后不让叶挺当，换了张瑞贵。我们走时，是张瑞贵当总指挥。由于请示过他，他同意的，我们便可以公开用这个名义。第二要部队给一个证明我们，负责收集打仗后散失的武器、弹药等，结果开了一批证明给我们。第三是留一笔钱给我们做伙食，他们亦答应，结果留了几百元。我们也同意从政治部抽一些人去，由我带队，约三四十人，是临时集合起来的东莞、宝安的知识青年，其中有几个党员，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三四十人中我只记得刘伯兰和谢少武。
　　到河源后，我见到张瑞贵，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军事干部少校以上参加。我无军衔，只是临时的政治部主任，他邀请我去，我亦去了。这次军事会议，是总结他们军队参加广州保卫战的情况。张瑞贵这个军在广东是很能打的，又名张飞。开了这个军事会议，我们这个旅那个团长由于保存了实力，这个团较为完整，很快升为旅长。两个逃跑从香港坐船到汕头走回来参加军事会议的旅长，会议时无发言权，垂头丧气。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再跟着他们无什么作用，想回东宝。所以我派了一个人回来与张广业联系。当时张广业在清溪，联系上后我主张回来。张广业同意后，我找到了张瑞贵的参谋长欧洪，我们说我们都是东莞、宝安的青年，家乡沦陷了，都想回去。他当时说缺政工人员，想留我当旅政治部主任，后来讲得多，我担心有冲突，所以把一些党员带回来，留下十几人给他们。回来时，他给了我一个名义，称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的联络员，叫我回去与游击队联络，有什么情况写报告来。当时十几个人留下来参加四战区的政训班，以后听说派到各连队当指导员。回到清溪，去办了训练班，以后接受了组织的任务，成立了东宝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东宝队），我当队长，卢克敏当副队长。
　　东宝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人，成立了约一年左右。从1939年至1940年6月，第一次反共高潮便被国民党伪政府强迫解散了。我便撤退到香港，后组织派我去南宁，与黄木芬一起去。黄木芬原是广西梧州人，1937年抗战前通过广州党的关系，组织一个工作队，叫抗战教育实践社会工作队，到昆南一带（东莞、宝安边界一带）活动。当时听说刘向东当队长，他当副队长。以后刘向东回广州，他便留下来，他的组织关系转东莞县委，是张广业接收他的关系的。事后日本登陆，大家集中那里，我才认识他的。后来，东莞王作尧等带了一班人到屏山水口、梅塘等地，以后与我们合起来成立大队，王作尧当大队长。黄木芬在国民党第四游击纵队司令部当政工大队长。当时，王若周是四纵队司令。到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想消灭惠阳曾生大队和东宝的王作尧大队，所以这两个大队便撤到海陆丰。那时，黄木芬站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王作尧的大队出来的，事前组织通知他撤到香港。六月时，东宝队解散，我岀香港，在党的联络站见到了他。不久，省委找我们谈，分配我们到广西。初时任务是开展南宁的敌后武装斗争。但到了南宁，日本的兵力收缩，撤退了，打游击无条件，便一直留在南宁，直到解放。 （原文由陈铣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