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1915-2009），原名杨官生，又名杨力争，生于1915年12月，东莞清溪杨梅岗村人。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任中共东宝县副指导员兼清溪区指导员，负责领导清溪、宝安的隐蔽斗争。1947年4月，任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48年3月，任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第三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同年4月兼任中共东宝县委常委、副书记。194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政治委员；同年5月兼任中共东宝县委书记；6月任东宝县人民政府县长；8月，东莞和宝安分别成立县委和县政府，改任中共东莞县委委员、东莞县人民政府县长。
　　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东莞县人民政府县长，成为东莞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1949年12月至1951年6月，任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1950年4月至1951年6月，兼任东莞县公安局局长。1951年8月后，历任广东省人事厅处长、广东省商业厅商政处处长、广东省商业厅厅属饮食服务公司经理。1998年8月离休。2009年1月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战斗在东莞

　　1938年，清溪已经有党支部，支部书记张君之，党员有张松鹤、谢乃坚、张万青和张健生。当时，清溪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合法地组织了“御侮救亡工作团”，林锦华当团长，我和很多教师、进步青年都参加了，我们积极地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宣传、唱歌演戏发动捐献，女同志发动妇女剪辫。我在自己的村子杨梅岗组织青年会、妇女会，巡逻放哨，维护治安，群众十分拥护。党组织考察了我，于1938年8月由张曼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区委工作的有黄高阳、林锦华。黄高阳常住在张秋云家里，因而受到他们很大影响。日寇在惠阳登陆之前，曾两次空袭清溪，人心恐慌。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伪区乡政府也都跑空了。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成立“清溪人民抗日自卫大队”，张松鹤当大队长，我协助他工作。报名参加有几十人，实际脱产的只有10多人，参加巡逻放哨、维持治安。11月，日军占领莞城，“扫荡”铁路沿线，县委通知把党所控制的武装集中过路西打游击。蔡子培也从石马带了一个自卫队过来会合在一起。大队伍先撤，我带了几个人当后卫，烧了清溪鹿湖坝桥，退到磨泥圩赶上队伍，沿途老百姓拖男带女往香港、新界逃难，我老祖母也夹在难民中，但无法照顾，唯感到国破家亡，万分悲愤。我们到排沙围，和塘凤的队伍集中过嶂阁，县委也在那里，我随林锦华见到王鲁明同志，谈了当时的情况，分配我们到国民党张瑞贵部一五三师九一三团一个连去，搞政治工作，搞粮食供给，争取他们留下抗日，没过几天，他们和上级取得联系撤走了。我们转到清溪苦草洞集训，后编为惠东宝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
　　1939年4月，县委王鲁明把我调到地方，在清溪罗裙埔村当小学教师。当时还可以公开发动和组织群众，清溪群众基础比较好，杨梅岗、铁场、柏朗、土桥这一带的抗日救亡工作都比较活跃。不久国民党公开反共，1940年春，我们部队被迫东移，地方党完全隐蔽起来，林锦华、张松鹤都撤到别处转入地下。杨梅岗、铁场、柏朗、土桥等党组织仍坚持活动，而且新发展了些党员，但也有人动摇了。
　　部队东移回来后，土桥、杨梅岗、苦草洞的地下党同志提供情况和带路袭击了苦草洞国民党一个军械仓库，缴获机枪、步枪和大批子弹等物资。
　　1941年暑假后，区委书记黄万顺回去塘厦某村小学准备开课，由于携带有进步书籍和宣传品，在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搜查出来扣押了，后用钱赎回，调去部队，又在大岭山被捕，押回塘厦被杀害了。在押赴刑场时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得非常英勇壮烈。黄万顺同志牺牲后，黄克当区委书记，我是区委委员，还有莫学龄、罗发，以后还有梁燕云。这时清溪区委管清溪、塘沥、风岗、塘厦等地方。约在1941年底1942年初，黄克调去搞武装，姚山来负责区委书记。这时候组织活动更加掩蔽，我们曾上山开荒种田，准备建立长期掩蔽点。
　　1942年8月，我从清溪调到常平区，区委书记王夫，姚山和我是区委委员。这时我在企石铁炉坑当教师作掩护，负责东江河那边几个点：石水口有个党支部，支书由在司马乡当教师的张思乔负责，福隆邓云辉，沙角尾王永在那当教师，发展了两个党员，其中一个女同志叫黄桂香，燕窝有个女同志王英，周屋厦一个支部，支书周扬耀，一共有10多个党员，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掩蔽组织，加强联系。
　　1943年初，我们到大岭山区。部队1940年从海陆丰回来，黄潭战斗后，队伍迅速扩大，群众普遍组织起来，抗日民主乡村政权也建立起来，地方党迅速发展。1941年秋“杨西事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进占大岭山区，我部队主力转移到外线，政权和群众组织受到破坏，地方党转入地下活动。我到大岭山时李植光交来连平、环治两乡的组织关系。连平有梅林、大公岭、半山、瓮窑、颜屋村等点，大塘有个镶牙医生。环治乡张家山支部由李牛负责。黄华交来杨西的关系有：大雁塘、榕树界、九里潭、大圳埔等村各有三几个党员，没有成立区委，各点都是我直接联系，上面县委方定同志和我接头。最初打算从东莞城搬一间理发铺到连平圩，我学理发作掩护，但理发铺没有搬来，只好在梅林邝耀叔家里和他同村一个群众合股卖肉类，亏本改卖咸鱼，当圩日在连平摆卖，平日挑着咸鱼箩到各点找同志联系，后来卖咸鱼也亏本，连生活也困难了。下半年在张家山当教师，安下了立足点，直到1944年底调离大岭山区。
　　我做生意的本钱完全是青竹笋李进来同志支持的，吃住在邝耀叔家里，他家很穷，当年春荒缺粮，卖去仅有一小丘田，买点米和着瓜菜做稀饭充饥。耀婶非常好，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家庭很融洽，对我像亲儿子一样。我在他们家里，深深感到劳动人民真诚的阶级感情，可惜他们都看不到解放就去世了。
　　1943年初到1944年底，整整两年我在大岭山区，那时是大岭山区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日寇占据大迳、石马，国民党占领金桔岭，敌、伪、顽经常配合向我进攻，烧、杀、抢无所不为。1943年11月，日寇集中兵力搞了个万人大“扫荡”，部队突围出去，地方党和群众一起上大岭山钻山洞，躲了两天两夜。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的同志依靠群众坚持下来，在主要的点指定个别同志和部队秘密联系，提供情报，供应粮草物资。1944年下半年形势逐步好转，8月大岭山区民主政权成立，张英当区长。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又在新的形势下发展起来。
　　1944年底，我调离大岭山，到东江河区（原常平区东江河片，包括桥头、石排、企石、常平、谢岗路东一带地区）属路东县委领导，初王文魁同志和我联系，后蓝造。部队已活动到那里，大队长黄锡良，政委卢克敏，后来黄固。我初到时，局面尚未打开，日寇驻常平经常出动，桥头有伪乡公所，匪、伪一体的李潮部占据东江沿岸，各大村封建反动势力很强，红白旗矛盾很深，地方情况十分复杂。我由莫伦安排到石水口小学当校长作掩护。我去之前邓景墀在那边负责，我去他调走，接过党的组织关系，石水口一个支部，莫瑞当支书，司马乡一个教师苏宇光，田溪头女教师罗惠贤和当地一个女同志叫罗桂才，沙角尾女党员黄桂香和一男同志，福隆邓云辉，大洲莫扬骏，加上周屋厦支部和常平联络站罗慧舒夫妇共约20多个党员。这时迅速打开局面，县委调来一个工作队，交我直接领导，接着部队也把民运队全交过来，我成为公开的民运队长，再无法掩蔽，学校也没时间去管，只能挂个名由当地一个同志负责。对党员也要求以积极群众面目出现，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农会、妇女会，配合部队打仗，支前劳军，减租减息，搞得热火朝天。大洲村是个封建堡垒，恶霸头子莫子侯，统治全村，自定法律，有人摘吃他家一颗荔枝罚款5元，一个农民推车不慎把他孙子碰着掉进田里，被连车带人捆绑一天一夜，由家人登门认罪，赔“压惊费”才了事。群众恨他又怕他。莫扬骏父亲莫侠俦在村里有威望，因受莫扬骏的影响同情支持我们，当地党在莫父的支持下发动起群众，打下莫子侯的反动威风，开展减租减息，解散为莫子侯掌握的巡丁，接收全部枪支，建立民兵，配合部队战斗，成为全区最强的民兵之一。石水口、大洲两村，是当时全区主要据点，依靠他们推开全区工作。云岗乡莆心村，王锐、王旭兄弟，带领民兵和李潮匪伪斗争非常坚决，国民党占据云岗乡，他们带领民兵撤出来，我编为区府警卫排，坚持到全区被占领，队伍精简，把他们撤出香港。谢岗乡南靠山区，北临潼湖，是部队过博罗渡江主要交通线。初是空白点，连飞的工作队进去，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组织农会、民兵、建党、建政，很快发动起来，大小村都建立了党组织，比较坚强的是谢岗和大厚两个党支部。谢岗支书谢森、大厚支书黄绍坤斗争很坚决。日本投降后，混入乡府的反动分子谢瑞常，煽动爪牙，胁迫工作队释放被抓的惠州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正在谢岗检查工作，也被包围了。谢森发动农会支援我们，并通知部队来解围。全乡20多个党员带领群众和反动势力作斗争，支援部队非常坚决积极，部队渡江要人有人要船有船。
　　约1944年5月间成立第四区抗日人民政府，区长李恩，副区长莫瑞。成立区委，我当区委书记。李恩是起义过来的伪军大队长，作为民主人士身份安排当区长，后调任路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莫瑞当区长，副区长张一雷，莫扬骏和他父亲莫侠俦任股长，还有民政股长温海（温巩章）。温原是国民党邓其昌游击司令部的电台译报员，邓驻石马打内战，经常进攻游击区，温常接近我在石马赠产所的医生罗慧舒，经罗教育争取过来，提供许多准确重要的情报，为部队粉碎国民党多次进攻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日本再次占领广九线，邓其昌不战而逃，温留下经过长时间考验，组织同意罗和他结婚。1945年初我到东江河区批准温入党。区府成立时安排温在区府当民政股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第四区最先被占领。部队已转移，区府收集区乡干部民运队员编成武工队，和莆心民兵撤到靠三区一带山地，坚持一个多月，无法打进去，而地方党较老的党员因大发展期间积极工作都暴露了，新的党员都是大发展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乡村政权、农会、民兵、妇女的骨干更加暴露，无法坚持，被迫逃避到外地。斗争越来越困难，队伍进行几次精简，莆心民兵和部分同志疏散去香港或其他安全的地方自寻生活，党员约定联系地点符号分散掩蔽，其中温海回宝安南头，通过其亲属关系打入国民党宝安县党部内掩蔽下来，铁路工人郭苏回到铁路找到工作。留下区委和区府主要领导撤到路东三区，和三区区委合并。黄克当区委书记，他是大队政治委员，我当副书记，时间大约是1945年12月，活动地区主要在三区。
　　路东三区，包括清溪、樟石、塘凤、塘厦及惠阳的约场，北靠门云嶂、银屏咀，南面有宝山、大王岭、南门山等山地，和惠阳背靠背，回旋地方较多。日本投降后，广东省委预计内战即将到来，布置各地要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县委曾布置，把地方党尽量设法掩蔽下来，在山区建立掩蔽点，准备长期坚持斗争，四区来不及准备，也没有山区，无法坚持，过来三区即把组织分成三线，第一线主要是区、乡政权工作队的党员；第二线是地方比较暴露，情况严重，必须撤退的党员；第三线是最“灰色”可以长期掩蔽下来的同志。我负责一、二线，张生负责三线，由县委直接领导。
　　1946年1月后，敌人大规模进攻江南地区。新一军、五十四军、 六十五军，集中六个师的兵力，由地方反动武装配合，采取“填空格”战术，对我军疯狂进攻，建立反动区乡政权，推行保甲制度，捕杀地方政权人员、群众组织的骨干及社会进步人士。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部队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区乡政权以武工队形式，依靠群众坚持活动，地方党完全转入地下，筑隔墙、挖地洞，千方百计掩蔽下来。但是情况日趋严重，斗争十分艰苦，四区的同志全部疏散出香港，三区也只留下区委继续坚持。一、二线的党员几乎全部撤退，县委把张生和三线的关系交回区委，由我统一负责，后来，张生也难于坚持，把他安置到山区里，给一个老寡妇黄亚娘做干儿子，掩蔽下来。当时能够保持下来的基本上全是三线的同志，而且绝大部分是女同志。当时区委书记黄克是大队政治委员，张军是大队长，他们全力抓武装斗争，张松鹤任区长，政权已无法行使，基本上是掩蔽坚持下来。张秋云是区妇委，和我抓地方党，还有通讯员黄仕昌。我们靠3支自卫枪流动于各点组织之间，既是联系又是掩蔽。白天呆在同志的房间里，有情况就进隔墙钻地洞，有时上山钻棘蓬，宿防空洞。敌人到处围捕，部队小分队几次遭到袭击，伤亡损失很重。张松鹤和区府部分同志也曾被包围，未被搜到。我们也被包围过。一晚，我们转移到杨梅岗，接群众来报，清溪敌人增兵，可能来围村，当时已深夜，仕昌正出发未回来，便就地掩蔽。我到邻村树林，张秋云到村里她姑母家。敌人天未亮就把村子包围了，天亮逐户搜査，仕昌当夜回来也困在村里，我掩蔽的树林在敌人包围圈内，但未进去搜索，张秋云躲进姑母邻家进友嫂的楼棚上，她姑丈劝她去自首，她拔出手枪把他轰走了，几个老大娘又来劝她，也被赶走。后敌人搜到那间屋子，进友嫂拿出丈夫在国民党飞机场当汽车司机的信对敌人说：“我丈夫也在政府做事，我不会收留共产党的。”敌人相信，走了。后敌人集合吃饭，她化装由群众掩护突围出去。黄仕昌也被群众掩护在厕所用草灰盖住躲了出来。当天，村里有几个在部队被打散回来的战士被迫自首，两个外地的战士和交通员被抓走，后被杀害了。
　　1946年6月底，东纵北撤，组织决定黄克、张松鹤北撤，张军撤去香港，我和张秋云留下坚持。随着江南地区党领导机关也转移到香港，特派员蓝造、副特派员祁烽通知我去香港汇报工作，并把宝安的组织关系交给我负责，当时斗争方针：“隐蔽组织，保存力量，坚持斗争”。
　　东纵北撤后，国民党更加疯狂迫害东纵复员人员和抗日群众，很多人被抓被杀，反动地主反攻倒算，强迫退租退息，不少人被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反动气焰笼罩东宝地区。四区的党员除了莫瑞、张一雷、莫德尧、莫炳祥等北撤，王锐、王旭撤出香港，郭苏撤到广州铁路，其他的同志都无法联系。三区组织保存了下来。为了便于联系，分为塘凤、清溪两大片，塘凤片由张辉负责，有官井头、上村、排沙围、竹尾田、学湖肚各点；清溪片先后由蓝英、杨文负责，有铁场、茅輋、杨梅岗、柏朗、土桥、三峰、吕屋围及约场南岭等点，还有塘厦的柏朗、林村和平湖一些分散的点由我直接联系。宝安由刘贵就和梁连负责，有平湖、木古、羊尾、雪竹径等点，及南头温巩章夫妇，还有赤尾、蔡屋围及在国民党一个宣传队内一个姓杨的女同志。不久，蓝英、杨文都因暴露先后撤出香港，张秋云也撤出香港，黄仕昌转移过宝安梁连家当长工为名掩蔽，三区组织全部由张辉负责，经过多次调整，三区宝安的组织基本上掩蔽下来。
　　三区保持下来的，绝大部分是女同志，她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动摇，不害怕，吕屋围的李亚娘被肥仔安抓去严刑拷打，没有泄露组织秘密；铁场的韩炳姑、罗满，杨梅岗的张凤、青塘的江嫂、三峰的李嫂、学湖肚的杨嫂，都是非常坚定的同志，还有一批可敬可爱的老大娘，如官井头的黄亚娘（连长发母亲）、湖独尾的黄嫂、磨泥圩的阿婆（张秋云的祖母）、柏朗的陈亚娘（张生的母亲）、铁场的李亚娘（韩明的母亲），她们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们和党一条心，在最艰苦的时候，不顾杀头抄家的危险，支持掩护我们的同志。三区党能够坚持下来，妇女（包括老阿娘们）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区、宝安的党组织保存下来，为恢复武装斗争比较顺利的发展，亦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6年11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恢复武装斗争，江南特委迅速布置下来，在东宝地区分别派张生在路东三区，梁忠在宝安，谢金重、何棠在东莞路西开展武装斗争。谢金重、何棠在东纵北撤后，不堪敌人的迫害，联系部分东纵复员同志进行自卫斗争，活动于东坑、梅塘、大岭山、水乡等地，由于没有地方党的支持，受到多次挫折。“三大”建立后，在大队统一领导下，东莞队发展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但可惜谢金重在三团成立前就牺牲了。水乡在1948年冬由李达、黎敏组织武工队活动，后水乡党组织力量建立起水乡大队。麦定唐曾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建立起一支武装，号称广东民主联军东宝支队，麦定唐任支队长，曾劲夫当政治委员，由江南支队第三团领导。由于当时民主人士号召力不强，队伍发展不起来。1949年1月，把支队番号取消，队伍编入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麦定唐任团长，曾劲夫任东宝县副县长。
　　张生在三区，最初和张德明、黄仕昌、莫来、张福友等开始活动，与护乡团（当时筹建机构）直接联系。在地方党和军烈属掩护支持下，挖出东纵掩藏下来的枪支，串联复员同志，逐步扩大队伍。我于1947年1月转到部队时已有17人，有长枪有短枪，是个武工队又是小连队。白天掩蔽，晚上活动，联系各村抗日时期的积极分子，宣传反“三征”、返迫退租息。为了扩大影响，经过村庄，常把队伍拉得长长的，有时来回转几转，或分头出发，把狗惊扰得到处狂吠，群众听到十分高兴，奔走相告：“老模回来了。”有时迫近敌人据点，把敌人吓得日夜不安：敌人利用当地鬼头特务，来换我们的情况及破坏，我们给他狠狠打击。在凤岗将官井头的叛徒邹汉兴击毙、枪毙小布反动伪保长杨胜（被其装死逃出香港），在清溪将厦屋曾晋安、刘屋围的刘汉君、重木村的杨汉民击毙。对一般国民党保长，主要教育争取为我所用；对反动地主，罚粮罚款，保证退还倒算农民的租息，不再欺压农民，不做有损部队的事。夜袭塘厦大坪反动武装。经过一系列活动，压制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我们活动比较自如。
　　梁忠在宝安和曾强等建立一个武工队也有10多人，和三区的队伍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战斗力加强。
　　部队活动加强，影响扩大，群众信心提高，地方党同志配合宣传发动，当地复员同志归队逐渐增加，香港动员一批批同志回来，队伍逐渐扩大。1947年3月，惠东宝人民护乡团宣布成立，东宝地区成立第三大队。张军任大队长，李和任副大队长，我当大队政治委员。下编一个中队约40人，张生当指导员，叶忠培当中队长，这是后来的钢铁队。另外三区三个武工队，清溪武工队张福友负责，塘厦武工队赵应生负责，凤岗武工队张尔负责，宝安武工队梁忠、曾强负责，全大队共约六七十人，为“实行小搞，准备大搞”打下基础。
　　4月打凤岗，5月过宝安，东莞队编入惠东宝人民护乡团第三大队。7月第二次打大坪，归途被袭击，两天打了三仗，被动狼狈，战士们情绪波动，拉回团部整训，刘宣来加强对笫三大队领导，并增派林文虎来当副大队长。大队领导分区掌握，张军在路东三区，李和在宝安，杨培过路西东莞，林文虎抓钢铁队（张生的中队）。经过整训，干部情绪高涨，信心提高，立即分赶各区，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队伍都有很大发展。三区新建一个华山队（后铁鸟），宝安建立三虎队，东莞建立三龙队，金重后合编为金龙队。各区都发展更多的武工队、民运队（或文工队），税收、交通、情报、卫生修械、爆破等部门工作都先后建立起来。
　　1948年3月，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成立，三大扩编为三团，张军任团长，林文虎任副团长、黄华任政治委员，我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下辖一个主力中队，两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主力中队钢铁由团部直接指挥，张生任指导员、邱添寿任副中队长；宝安大队，李和任大队长，周吉任教导员，何棠任东莞大队副大队长，袁卫民任教导员；路东三区独立中队铁鸟，张福友任中队长，张水任副中队长，张尔任指导员，全团人数已超过1000人。同时成立东宝县委，统一领导东宝地区的党、政、军。
　　1948年是大搞的一年，又是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宋子文到广东即发动两期“清剿”，第一期3月至6月，重点在粤北，但东宝敌人亦大肆向我进攻。我们以进攻粉碎敌人进攻，猛烈打击敌人，取得“红五月”胜利，粉碎敌人第一期“清剿”。江南支队第三团活动地区进一步扩展，队伍进一步扩大，到6月底，队伍已扩展到1200人。
　　第二期“清剿”从6月底开始，重点在惠东宝地区，敌人结集一五四师保十三团、保八团、虎门守备总队（团）及各县保警大队（东莞四个大队、宝安两个大队） 配合进攻，东宝首当其冲。6月30日发生宝山战斗。7月初，上下坪战斗开始，敌人进占梅塘、犀牛陂、龙华、乌石岩、牛地埔等中心区。全面进行“进剿”“驻剿”，反复出动合围，穿梭“扫荡”，团部带队转过路东，配合一、二团打击敌人，取得沙鱼涌、山子厦、红花岭等重大胜利。各区队伍在敌人密集的空隙地带回旋掩蔽，坚持斗争。7月至9月斗争最艰苦，非战斗单位不断遭围搜、袭击，常有伤亡损失，在最困难时全团减员四分之一。但战斗队伍保存下来，伺机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发展新区，队伍锻炼得更加坚强。10月，敌人第二期“清剿”被彻底粉碎， 我们的各项工作又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部队又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壮大。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江南支队改称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称号，全体指战员都欢欣鼓舞。
　　形势迅速发展，大批领导干部和连队不断上调，黄华、林文虎、李和先后于1948年8月至11月调离三团，张军也调任边纵参谋主任，三团领导和县委作了调整，麦定唐任团长，何棠任副团长，我任政治委员，黄永光任政治处主任，同时成立东宝县人民政府，县长由我兼任，曾劲夫任副县长，下面成立四个区：一区（梅长塘）曾玲任区长，莫宜任区委书记；二区（大岭山）袁卫民任区长兼区委书记；路东三区谢秋泉任区长，张生任区委书记；宝安区周吉任区长，张辉任区委书记。东宝县委杨培任书记，黄永光任宣传部长，卢焕光任组织部长，党、政、军统一领导。约6、7月，东宝曾划归珠江地委，祁烽、刘汝琛和我建立3人小组，由祁烽主持开过一两次会。后来，因形势急促发展，未见宣布而停止了。约8月，东宝分县，我在东莞任县委书记兼县长，袁卫民任副县长，黄永光到宝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曾劲夫、周吉任副县长。
　　1949年形势迅速发展，是在紧张的战斗、繁忙的工作中迎来解放胜利的一年。1949年主要工作是：巩固老区，发展新区，扩军、建政、建党、支前、接管、解放东宝。在东莞大力打开大岭山区，推进东江河区，建立水乡武装；在宝安大力推进西路，拔除中心地带敌人据点，把东宝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迫近莞城、太平、南头、深圳，将敌人压缩在据点里。大力扩军，从1948年冬季起，先后向支队输送9个足编连队，还保持着解放接管东宝两县必要的武装和骨干力量。
　　建党方面，东宝都有两种不同的地区：东莞路东三区，水乡区，宝安的平湖、布吉、蔡屋围、南头，东纵北撤后能掩蔽下来保存力量，在恢复武装斗争中对支持掩护部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并随着斗争发展而不断发展；东莞路西梅长塘、大岭山、东江河区（路东四区）及宝安西路，原来都是老区，东纵北撤前后，受到破坏，失去联系，恢复武装斗争后，由部队去恢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东莞、宝安两县党组织都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加壮大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