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钊（1910——2005），东莞虎门南栅人。1933年在东莞中学当图书管理员，组织并参加学生运动。1935年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同盟东莞分盟书记。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莞特别支部副书记。1938年调任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委员，在南海县大榄乡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团。1939年回东莞，任中共莞太区区委书记。1940年任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长。1942年7月任中共东（莞）宝（安）临时工委委员、组织部长。1943年任中共宝安县特派员。1944年7月任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副主任，负责武装群众、减租减息、征收公粮、办东宝中学、出版《东宝新闻》等工作。同时，任中共路西县委委员。
　　1945年底，任东江纵队第一支队代政治委员、中共路西县委代书记。1946年6月随东江纵队北撤。1947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组织部长。195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组织部副部长。
　　1954年转业到地方，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处长。1955年后，历任广东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广东省地质局局长、中共韶关地委第三书记、广东省手工业局（后为省二轻厅）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全国工艺理事会副理事长、广东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五届政协常委。1984年离休。2005年2月逝世。 

王士钊同志回忆在东莞参加革命斗争的概况 

　　大革命失败后，东莞革命沉寂，党的活动完全停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震动很大，尤其是知识青年，东莞的知识青年也一样，我也在教师中做过些救亡宣传工作。1933年，我到东莞中学图书馆工作，利用图书馆做阵地，发动知识青年学生，此时，张广业（张如）也以秀园为大本营，组织青年学习世界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我在莞中组织了 “世界知识读书会”“新生活读书会”等读书会，参加的青年学生有王鲁明（王寿棋）、王炎、卢布、谢勉修、张士升等，同张广业一起，以秀园为阵地，除了组织读书会外，还出版一个《农村战线》，出版了两期，发到各中、小学，县府也收到这个刊物，于是传出消息，要通缉我们。我们听到消息后，准备用杂志报道这个消息散发全县，以抗议县府的逮捕。当时这个消息也传到广州去，派了老高来，老高来之前，陈健也知道这件事，并回来同我们商量，认为根据当前形势，不宜散发传单，并介绍我到广州联系。后来老高来后同我们几个人在秀园建立“中青（中国青年同盟）”，设立支部，张广业当支部书记，卢仲夫、谢勉修负责组织，我负责宣传，当时“中青”有张广业、卢仲夫、谢勉修，我和张士升，后发展了王鲁明，王炎，以后又发展黄庄平、何太等。在农村也有“中青”组织，我负责联系的大朗小组，有两个人，和太平师范学校小组，有三个人，王爱玉当组长；张广业负责高埗小组，这是1935年的时候了。“中青”后来发展到拔蛟窝也有小组，组长叫王顺亨，还有厚街中青小组，有王思荷（王河）、王炽光，东坑也有几个。当时莞城除了“中青”外，还有两个组织，一个是陈富根，由中大袁鉴文联系，叫“革命大同盟”；另一个是陈健、张定帮联系的张联叫“力社”。但是我们互相间没有联系，而且互相怀疑，互相警惕讲对方是托派。“中青”成立后，一方面搞宣传，成立各种读书会，张广业经常到高埗去，姓高的接头后就没有来了，介绍王均予（王副官）来接头，王均予是由上海回来发展“中青”的。王均予与我接头后，由我来负责“中青”，这段时间，有时王均予来，有时我到广州去，活动了一年多，“中青”有四十多人。
　　1936年，我到广州汇报工作，王均予叫张定帮和我接头，张介绍我入党，秋季回莞办理正式手续和举行宣誓。当时东莞只有两个党员，我和张联，1936年8月，省认为要成立支部，于是派了王启光回来，在莞城一同志家里成立东莞特别支部，由王启光当支部书记，我当副书记。特别党支部成立后发展党员，有王鲁明（王寿棋）、张广业、王炎、王炽光、王思荷、陈福媛、王爱玉，还有大朗一个农民。后来，张广业也在高埗发展了几名党员。在1935年北京发生“一二？九”运动时，广州动起来，我们也响应，举行示威游行，广州特务知道后，派了兰衣社特务邝达来莞中做军训教官，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学校斗争很厉害，张士怡虽然也讲马列主义，但很害怕。“一二？九”运动后，校长罗瑶开始注意我们，有个童军图画教员邓时立，其兄邓时通在中大当特务，也在注意我们。1936年西安事变后，陈富根在黑板上写了“西安事变是中国新生的日子”的标语，被邝达抓住，扣了陈富根，逼迫陈富根交代指使人；王鲁明是学生会主席，就在第二天，封锁了学校，抓走了王鲁明，开除了王炎、麦祖荫、黄庄平……等十一个学生，发生了“东莞中学事件”。王鲁明一被捕，我马上到广州向王启光、王均予汇报，商定由王启光以同乡身份去探望王鲁明的情况。我从广州汇报回来，在石龙汽车上碰到罗瑶，大家都很突然，过了几日，就放出声气，讲我是学生运动的后台老板，企图赶走我。王启光找到王鲁明，了解到并没有什么口供，我只好离开东莞城到四区（雁田）教书，张广业到高埗，王鲁明释放出来后到了望角。
　　1937年，我到雁田几个月后，省派了姚永光、王作尧、袁鉴文来东莞。当时，我在四区，区委还有张里夫，1938年我又到了望角待了半年，在望角组织农民自卫团，发动群众。1938年下半年，我到了南海，在那里成立工委，我也参加县工委，约一年多。到1939年冬，我又回到东莞，当时东莞县委书记张广业，袁鉴文当组织，王鲁明搞宣传，安排我到大岭山山区，这是游击根据地。我在大片尾教学，初时区委书记是黄树佳，我参加区委，几个月后，我又调到莞太区当区委书记，区委有王锦枝（王永祥）。后来县委改组，陈铭炎当县委书记，黄树佳和我是县委，区委书记黄庄平负责莞城温塘一带，祁烽负责水乡，后来黄庄平调水乡，祁锋调山乡，莫福生负责大朗区，黄万顺负责清溪塘夏（黄后被捕杀害了）。当时，东莞县委主要抓几方面工作：一是在敌后，即水乡一带，组织武装，发动农民群众，谢阳光在水乡开展武装斗争。另外，通过莞城七嫂、高埗六嫂作联络站，搞情报，这时群众也组织起来，如壮丁会、妇女会等。二是大后方，同国民党做统战工作，有个罗涛打入国民党塘厦区府，还有周爱莲打入石马国民党，在县府做卫生工作。直到1942年上半年发生粤北事件，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党组织变为两重领导（县委），一线县委公开的，主要支援部队；二线县委主要是搞地下工作，隐蔽的。陈铭炎是二线县委书记；一线成立工委包括东莞、宝安、惠阳，王宇当书记，我当组织部部长、刘裕深当宣传部部长。在部队由尹林平主持开了个会，在工委下面分为：东莞前线县委，由黄庄平当县委书记；东莞后方县委，包括大朗、清溪一带，由莫福生当书记；宝安由黄树佳、袁鉴文负责，叫特派员，主要任务同部队联系，动员参军和支援部队，提供情报。1942年底，由于一线工委撤销了，我到宝安当特派员，调走袁鉴文，黄树佳当副特派员，当时，宝安党员很少，只在龙华、乌石岩这些部队活动的地方才有党组织，我在宝安搞了一年多。
　　1944年，东纵要抽调干部集训，省委办了两个班，一个是部队干部的训练班，一个是地方县委干部训练班，我参加地方干部训练班学习，地点在惠阳。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回路西行政督导处，谭天度当主任，何鼎华当副主任，我去当副主任，主要是搞政权工作，开展减租减息。我们组织政宣队到所属范围去配合减租减息工作，征收公粮办教育，当时在宝安公明圩附近办了东宝中学，还办理民事案件，出版刊物《东宝新闻》。
　　1945年日军投降了，督导处去接收两个地方，一是宝安南头，一个是东莞常平，我两个都去了，接收常平是同赵督生一起去的。但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准备打内战，调来了新一军，主力集中包围路西。路西部队有路西支队，我们开了一个党政军的会议，决定党政合一，分片负责，准备分割敌人。当时路西县委古道当书记（路西支队政委），县委还有黄树佳、祁锋、谭天度、何鼎华、王士钊、鲁锋、赵督生等人。谭天度年纪大了先行到了香港，搞东纵驻香港办事处，古道、赵督生（当路西支队政治处主任）到新一区（梅塘一带），鲁锋、何鼎华在四区（清溪观兰一带），我和黄华、李植光等到大岭山，包括莞太线。
　　1945年11月左右，国民党釆取“填空格”战术，向我们进攻。当时，群众被捕，很多逃到香港，何鼎华在未打响前到了香港，大家互不知道消息。我在大岭山一带钻来钻去，日间掩蔽，夜间行军，大约搞了三个多月，我派了容克（熊伯烈、县委组织部干事）到莞城了解其他各方面情况，容克去了也无消息，后来也去了香港。我们就转移到水乡，后来才了解了一点情况。之后我到香港找他们，见到王宇、何鼎华，开了个会议，确定我和何鼎华回来，路西支队由何鼎华当支队长，鲁锋当副支队长，我当支队政委，赵督生当支队政治处主任。在回东莞时原拟通过何清住防的地段，与鲁锋会合，后来这条线不通，又回到香港，决定由我带回去，当日下午就与鲁锋会合了。会后就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打得很激烈，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一直打到黄昏，我们主动撤离，他们也不敢追。我们撤到清溪那边去，大家开了一个会，决定分开活动，鲁锋带着武装队伍继续留在那一带地方活动，我带着一些人到大朗、常平一带然后插到水乡。当时水乡有个武工大队，吴刚当大队长，一直到1946年，后来通知我们北撤，要我到香港去，由我负责规划东宝两县北撤的人员，鲁锋负责部队，武装人员八百多，其他一千多人，总共二千四百多人。
　　（此文根据王士钊同志的回忆整理，原文整理人：傅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