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谋求“保护伞”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请托国企董事长帮忙出手就是2000万元，为推销医用耗材向医院“一把手”和关键岗位上多名领导干部送上好处费……最高法、最高检日前联合发布了8起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涵盖了社保、医药、组织人事等领域。

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二）自3月1日起施行后，两高首批通报的该类型案例。2021年，中纪委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去年底，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二），进一步强调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明文规定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7种严重行贿情形要从重处罚。此次8起典型案例中，受贿人行贿人均被依法惩处，彰显司法机关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坚定立场，起到了良好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毋庸讳言，受“重受贿、轻行贿”观念影响，以往实践中普遍存在对行贿惩处偏弱的情况，行贿案件立案、查处的比例仍然较低。但必须看到，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仍是当前腐败增量发生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行贿犯罪被告人中涉案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占比，从2017年的14.8％上升至2023年的48.6％，行贿金额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典型案例中，被告人谭某云、吴某莲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某国有公司董事长廖某行贿2000余万元，并以代为保管、认缴股权等方式掩盖罪行，最终非法获利1.07亿余元，充分说明巨额行贿危害之严重、性质之恶劣，也必须依法严惩。

行贿不查，受贿不止。近年来，我国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去年全国共立案审查调查行贿人员1.7万人，其中，对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向多人行贿、危害一方政治生态的行贿人依法从严惩处，正是工作重点。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特别强调，严惩行贿行为，坚决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通报典型案例，对于切实扭转“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依法惩治行贿逐渐走向精准化、常态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向精准，正如案例所曝光的，对于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将会被“盯紧”。另一方面是对象精准，如“行贿人黑名单”和“行贿人信息数据库”“行贿人市场准入资质甄别”等正在建立完善，并与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财政补贴资格等挂钩，有助于以社会联合惩戒等方式，有力有效纠治行贿。

行贿是大多数贿赂犯罪和腐败行为的开始，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土壤和条件之一。只有推动完善惩处行贿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为精准惩治行贿提供制度依据和基础支撑，方能有效推进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