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如（1911——1999），原名张广业，又名张虞，东莞莞城博厦人。1925年入东莞中学读书。1932年与几个进步青年到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翌年回到东莞，秘密出版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7月加入中共外围革命组织中国青年同盟，在东莞组建分盟并担任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4月，中共东莞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副书记兼高埗支部书记。1938年4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兼东宝边区工委书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支持抗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1月，东宝地区沦陷后，任中共东宝联合县委书记。1940年9月任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市委组织部部长。香港沦陷后，中共香港市委取消，任港九特派员。1943年2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教育干事。
　　1945年10月，调到广九铁路以西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当秘书，随后调往广州，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6年6月到香港经营一个农场，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1948年2月调到中山、顺德地区搞农村武装工作。1949年5月调到粤赣湘边纵队，在紫金县人民政府工作；9月调回东莞军管会当秘书；11月又调到万顷沙负责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东莞县土改委员会秘书，东莞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水利科科长，中共东莞县委常委，东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东莞县政协副主席，惠阳地区水电局副局长、科技局副局长等职。1982年离休。1999年7月逝世。
　　张如同志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心追求光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十几年的革命斗争中，他听从党的召唤，在白区和沦陷区最艰险的条件下开展工作，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以人民解放为己任，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投身于艰苦繁重的工作，不辞辛劳，不怕困难，鞠躬尽瘁，为东莞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如同志回忆三十年代东莞的革命斗争

　　1924年我在莞中读书，当时莞中情况是比较落后的，开始活跃起来是黎樾庭来当校长的时候。那是1925年，黎樾庭当校长，袁昌善当教务主任，黎樾庭走后，袁昌善接任校长。黎樾庭即黎协万之兄，他带了一班老师来，都比较进步，后来知道是党员的，一个是袁昌善，一个是黄华东。不过，他们到来后，学生就比较活跃，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因为正好是北伐时期——1925年前后，所以，组织学生出外宣传，组织“新学生社”，就更加有组织的活动。学生中比较活跃的有李洪举、周棠、李本立，还有何若尧、钟天假、 莫创基，李洪举应该知道一些情况。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年底，国民党又来莞中抓去一位工友，后来枪杀了。其后，在1928年，赖成基曾负责过东莞党工作，不久，县委机关就给国民党破坏了，李鹤年、赖成基先后被捕。李鹤年当时在篁村教书，也是县委之一。
　　大革命至1929年县委被破坏后，即与上面无联系。1930年“两广”省委曾派过人来石龙，当时是李富春做省委书记，以后蔡和森作为中央特派员驻在香港，蔡被捕牺牲后，“两广”都断了关系。那时，东莞剩下的几个党员，如周棠、蔡焯（犬眠岭）、杜炯、冯华等，都失了关系。到1931至1932年，张申、黎协万等回来了，但都没有组织关系。由1930年后，东莞没有组织的活动，东莞学生被压制得很紧，因为1927年“四？一二”以后，反共空气很浓厚，所以没有组织活动。
　　1931年“九？一八”后就不同了，当时上海出版的文艺书籍、杂志比较进步，学生有进步趋向，但一直都没有什么活动。有些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想离开东莞，去找组织关系，当时看到红军和苏联革命后的情况，看到红军在瑞金的活动，在此影响之下，有些青年如谢阳光、何与城等就去上海找组织。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恢复一些进步的组织呢？据我估计，最早是1933年，1934年就比较好了。因为1933年王士钊在莞中图书馆当管理员，何与成在公园那间图书馆当管理员，我也于当年8、9月左右从上海回来。我也去过上海找组织，在上海见到谢阳光、谢勉修、陈沛隆等几人，照现在所知，他们开始有了团的关系，但我与他们关系不密切，他们不敢向我暴露。在上海住了一阵，当时我弟弟在上海读书，他不在市区，是在上海近郊南翔立达学校，是农村，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找不到关系，不如返东莞自己搞，所以就回来了。返莞后住在秀园（原在人民公园钵鱼山脚下的中山纪念堂旁边，现已毁），在那里养鸡，养蜜蜂，很接近莞中和公园的图书馆，经常找书看，所以与王士钊、卢仲夫、何与成经常来往，互相酝酿活动。
　　由1934年4、5月起，在秀园组织一些莞中学生活动，没有什么名目，只是研究社会科学，学点世界语。我教世界语，叫王士钊组织莞中一些进步学生参加，来得比较多的有王鲁明（当时叫王寿祺）、王炎、张士升、李秉常、黄庄平、何照明，后来越来越多人参与，但这几个还是中心一点，经常开开会，没有什么组织，只随便谈论一下。当时主要看的书是《社会科学概论》，这本书启发很大，另外还有《大众哲学》。我们搞起来后，推动了莞中学生，组织了许多读书小组。那时经常阅读的有《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还有许多杂志，比较著名的是《读书生活》，当时算是好的了。到1934年底，我们自己出刊物，是我、王士钊、卢仲夫，王鲁明等。刊物叫《农村战线》，出了两期，是油印的，自编、自写、自印，印后还得自己掏钱寄到东莞所有小学。到1935年初，被国民党发现了，听说是茶山一个教师收到情况后报教育局，说有共产党活动，是共产党刊物，实际当时什么组织都没有。不过，那份刊物从内容来说确是很“左”的，号召农民抗租抗税、暴动，说的都是共产党那一套。本来那时已经是统一战线了。因此，大概在3、4月间，国民党便发出通知，要缉拿共产党，我们都知道，因为卢仲夫都在当教师，当时觉得反正在东莞搞不出什么，又未取得关系，曾经考虑想走人。
　　正当我们想走时，陈健来找我。他为什么会来找我呢？因为他是东莞人，有几个人长期与他有来往，受其影响，一个是陈冲、一个是张周沫（即张联，当年在莞中高一读书）。当时莞中学生到秀园是比较公开的，差不多是一个进步据点，因此，他可能知道这条线。陈当时在广州读书，也未参加组织，想去日本，他回东莞后，约于1935年7、8月间便与王启光一起去了日本。
　　陈健到莞后，即叫张周沫找到我，叫我去他家坐，和我谈了一下，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说介绍我们参加“中青（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我们当然很欢迎。我们约好一个关系，他就走了。所以陈健和东莞的关系就是开始搭“中青”这条线。
　　当时“中青”已在广州活动，是王均予到广东建立的，叫“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后来，我去广州与“中青”联系上。第一批入“中青”的大约在1935年6、7月间。暑假期间，我去广州二、三次。“中青”的活动一是组织青年读书会，二是宣传抗日反蒋，没出过什么刊物，比较大的活动是三五年学生运动，是“中青”发动的，当时北京“一二？九”运动，东莞是12月16日，学生组织大巡游，具体组织情况王鲁明比较清楚，他是莞中学生会主席，张士升也清楚。东莞学生受压多年，重新爆发，所以这次学生运动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中青”只有我，王士钊、卢仲夫几个人，名义上由我负责，只有一个东莞分支书记，下面有十几个参加的。分支书记是我，至1936年撤销，转党了。因为那时统一战线，其他组织已公开化、群众化，认为“中青”像第二党，事实不是党，是群众组织，差不多是共青团，又不等于共青团，应该是外围组织，但那时秘密活动，关门主义也是有的，所以也不例外地要解散。
　　“中青”比较大的活动是组织学生搞了一次学生运动，以后就动员“中青”同志下乡。王均予1935年底来过东莞两次，住在秀园。第一次来莞叫我们帮印一些刊物，当时我叫张士升想办法。张找到麦祖荫，麦在莞中读书，比较进步，他家是大地主，很有钱，他哥叫麦应祺（现在还有此人）在石龙开印刷铺，叫“万和”，答应给我们印。张便把稿带去石龙，王均予也跟了去。印好后还叫麦应祺带到广州五仙门电厂附近，麦也肯送去。当时刊物内容是很进步的，我没有看过，刊名叫“旗杆”，是小报形式。第二次来莞时，刚好遇见谢阳光从上海回来，可能上海当时白色恐怖，是疏散回来的，东莞何与成、谢勉修二人在上海被捕，大概1935年秋，他俩人是上海一个区的共青团委员，但不同区。他们被捕后，可能是形势紧张，所以组织上叫谢阳光、赵学、陈沛隆三人先行返莞。因为王均予在上海中央发行部搞发行工作时，谢阳光也在上海“左联”或“影联”搞发行，大家曾经见过面。这次突然在东莞相遇，使王均予警惕起来，立即返回广州。
　　谢、赵、陈三个都是东莞人，他们曾问及东莞有无组织，我们说没有。后来听他们说，是上海共青团组织叫他们回来的，当时约好回来安顿后再写信去某旅店联系（当时一般联系都是这样，而且都有暗号）。他们曾写过几封信去上海，但都得不到回复，原因不明。后来，他们在东莞、广州、香港等地走动了一下，到1936年在香港由王均予接上关系，那时王均予是“市委”，至当年10月才介绍到东莞。
　　东莞建立“中青”后，大家都分头下乡，我到了高埗，办了一间学校。在此以前，到广州与“中青”联系，多是我去；以后就由王士钊去。王于1936年8、9月入党，当时已准备撤销“中青”，所以“中青”的骨干大多吸收入党，最早是王士钊，我也差不多同时被吸收入党。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是谢阳光，他们一直是共青团，未入党，至1936年秋，接上关系后被吸收入党。第三条线是王启光，他1935年到了日本，很快就没钱了，约三六年初回国，在广州见到张定邦，被吸收入“中青”，他还想回厚街筹款再去日本，但筹不到，所以，经常来往于广州、厚街。在张定邦处，有时也见到王均予，他没有钱，又无职业，有时搞搞抗日活动，最后于1936年8至9月，张吸收他入党。以后，他便返厚街，他的关系一直没有介绍到东莞，直接与广州张定邦联系。
　　到1936年底，我也不知道东莞有无“特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追问我“特支”问题，说我参加“特支”，我说没有。现在估计，如果有“特支”的话，就是王士钊、王启光、张周沫（即张联，他当时有无参党，我也不知道，没有介绍过来莞）。王启光说是我，我觉得奇怪。我大约于1936年11月到过厚街，与王士钊、王启光开过一次党小组会，是否“特支”呢？王启光也说不清楚，可以问问王士钊或张定邦可能知道，我估计到东莞关系是由张负责联系的。广州市委成立后，有个外县工委，负责人姓麦，来过东莞，一个姓胡，我都见过。张定邦是东莞人，在莞中读书时认识他，没有回过东莞。所以，东莞“特支”可能是真的，但我没有参加。我到厚街开过一次会，后来我问王启光“特支”在哪里开会，他说是在莞城附近开过一次会，也记不清，大概“特支”没有搞过什么工作。王启光说“特支”是他当书记。但到1936年底，谢阳光回来了，上面叫东莞成立“东莞工委”，是一位姓卢的同志来传达的。
　　我记得“东莞工委”是在望角开会成立的，为什么会在望角呢？那时王鲁明离开了莞中，大约在1936年10月左右被捕，他是学生会主席，莞中的军训教官邝达说他在莞中贴标语，反对蒋介石，把他拉去。实际标语不是他贴的，是陈富根贴的。陈富根当时没有组织关系，也未参加工作。王鲁明放出来后，离开了莞中，到湛翠、望角当教师。那时望角没有什么组织，陈沛隆、陈昶也不在望角，所以我们就在望角成立“东莞工委”，谢阳光当书记，我当副书记。其他工委成员我记得不大清楚，好象是王鲁明、王士钊、卢仲夫。但是工委成立前后，王启光、张周沫的关系一直没有转来，直到1937年才在宝安接到王启光的关系，到底什么原因，现在还弄不清，可能外县工委的张定邦、温灼华会知道。不过成立“东莞工委”大约是1936年底到1937年1月左右，因为那时大家都穿着棉衣，臃臃肿肿，在望角祠堂开会，所以印象很深刻。
　　当时有党员的点是望角、高埗、莞中。王河是1936年11月在厚街由王启光介绍入党的，当时厚街有几个党员。太平有党员，是王士钊发展的，太平、高埗、望角、莞中，好象石龙也有，就是这几个点。照王启光说1937年4、5月间与广州关系不很密切，与东莞没联系，到1937年四、五月间，当时驻在厚街的国民党军队调去宝安，他和这些军队有接触，想跟去宝安活动，亲自去广州找组织，组织同意他的意见，到宝安后，才将关系介绍到东莞县委，当时是姚永光当书记，是1937至1938年。
　　“东莞工委”到1937年8、9月左右，上级派了姚永光来，姚与刘妈两人来。那段工作姚永光、刘妈比较清楚，他们现还在世。刘妈即王夫，现在省科委计量局当局长，他到东莞有一段时间。姚来后说上面意见撤销“工委”，成立中心支部，那些人我不知道，中心支部管下面很多支部。那时我在高埗，党员有我、王河、陈前、邓德昌、王钧诺等。中心支部负责人在1938年初知道是姚永光、袁鉴文、王作尧三人。
　　到1938年四、五月份成立县委，姚永光是书记，袁教民 （袁鉴文）是组织部长，王作尧是宣传部长，除他们三人外，还有哪些是县委？有人说我是，但没有人对我说过，也未参加过县委会议。
　　1936至1937年我在高埗，1938年1月左右，东莞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我打入其中活动，提议组织一个工作队，下各乡宣传，当时张我东当统率委员会主任，他也同意，反正要搞些形式，做些工作，实际这个委员会是想抓群众武装。大约2月左右，由我组成了工作队，到樟木头、清溪、塘厦、凤岗，又到过怀德、霄边、大朗、黄江、梅塘许多地方，主要工作是开辟新点，宣传组织群众，开辟的点都派一些人去当教师。我们到过章阁，离开后，派了黄庄平、谢坚去当教师，梅塘那个点陈庆南在那里。
　　到一1938年5月左右，我去了武汉长江局学习，学习期间东莞成立县委。学了两三个月，回来时大约7、8月份，刚好县委办训练班，我便将学习的内容在班里讲，那期班王河、何鼎华、王鲁明、陈坤、刘妈参加，地点在力行小学（即莞中附近、现已拆掉）。不久，又开第二期，我也去上了课，地点在陈富根同志的一间屋里（陈的母亲现尚在）、张英、赵督生、蔡卓、陈福媛、张静之、王钧诺等参加。
　　9月以后，县委派我去宝安，准备成立宝安工委。当时王启光在宝安中学当教师，认识宝安县长（原来是在厚街国民党军队的）和国民党书记长。我们派了一批人去，陈坤、黄庄平等。不久，日宼登陆，群众纷纷走避，我们在南头站不住，便将人拉回章阁。东莞当时成立“壮模队”、“壮常队”，因我在宝安，所以不清楚。
　　到章阁后，日寇打到东莞，由惠阳登陆打到博罗、增城，再回头打石龙、樟木头，再到东莞。东莞党员和进步群众集中起来，准备对付，集中后分两路，一路是姚永光带了 “壮常队”跟了国民党（张我东）军队走，出了香港；另一路在飞鹅、大岭山，由王作尧、袁鉴文带领，第一步集中飞鹅，第二步到大沙。后转章阁，因为当时章阁有一部分人。我到章阁后，曾经找过县委，县委根据当时形势，要我们成立“东宝边区区委”，由我、黄高阳、黄木芬三人组成。黄高阳当时已由县委派在塘厦、凤岗搞过一段工作。区委领导宝安县以及塘厦、凤岗、清溪、樟木头一带。黄高阳组织过各乡自卫团，这时全部集中在章阁，有二百多人（枪），很大规模，杨培、张松鹤、蔡子培等都来了，成为一个点。日寇未到过那里，后来扫荡铁路，由塘厦到观澜，从旁边经过，没有打，当时大家都未打过仗，如果真的打起来，恐怕也很不妙。结果日寇去了南头，过龙华时黎协万、卢洪婉等领导一个工作队由太平到那里，被日寇机枪扫射，第一、三、五人都牺牲了。
　　后来，黄高阳带来的人要回去了，因为日寇扫了一下，大家都想回家里看看，杨培等也跟着去了，剩下我们原来的一批人。以后王作尧、袁鉴文等到了章阁，所以县委也在章阁，但是县委书记姚永光到了香港。到1938年底（春节前），组织通知我到香港，姚永光准备调走，叫我接任县委书记。以后姚返合埔，我仍回章阁，当时县委由我、王作尧、袁鉴文三人组成，我当书记。
　　我回来后，县委主要工作第一步是安顿好组织，因为经过变动乱了。后在白花洞开过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主要是建立组织，成立了五个区：水乡区，刘妈负责，张申、王钧诺都在水乡；莞太线区，负责人记不起；大岭山区（包括篁村）黄佳、张英负责；塘厦区（包括铁路沿线）黄万顺负责，刘曼之也是区委；莞樟区负责人记不起了。主要任务是通过区委，找回原来失散的党员关系，恢复各地组织据点，这一工作做好后，我们将县委搬到苦草洞，准备动手进行健全武装工作。
　　武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驻在章阁时，国民党的913团驻在白花洞，在宝安时王启光与他们的李团长混熟了，后来驻白花洞，我们就派王启光与他们联系，他们的团当时打散了，是153师张瑞贵部，张瑞贵走了过惠阳，与该团断了联系，他们不敢走，既不知日军情况，又无粮食，无情报，所以王启光找到他们时，他们很高兴，要求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了解日军情况，解决一些粮食（当时有钱也买不到）。经过我和黄木芬几人商量，认为可以，便派了一班人去做政治工作，想叫他们不要走，就在那里打日本。他们叫我们成立政治处，由王启光当了政治处主任，各营都要求派人去，一直派到连，当政治指导员，黄庄平、陈明等许多人都被派去了，有些搞得很好，替他们整顿军纪，教育他们不要欺压老百姓，要打日寇。没多久，他们与张瑞贵取得联系，想离开敌后，要求我们跟着一起走，我们考虑不能全部跟去，可以去一些人，同时，我们也要求他们给一个名义，成立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他们同意了，还给了一些带不走的装备，一批手榴弹，一些烂枪之类。于是便正式成立了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现在想来，当时也很幼雅，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家给名义，树人家的旗？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树的，这是当时正统观念的作怪。我们成立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黄木芬当大队长；第二大队由自卫团组成，由于分散，实际等于没有。只有第一大队在我们掌握之中，约三十来人。经我们动员，来得最多的是高埗，来了十一人，十一条枪，差不多高埗所有的枪都带来了，而且全部是青壮军，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建党对象。因此，我们认为要巩固这批武装，在章阁不便于开展整顿和训练，所以搬到苦草洞，大约是1939年1月左右。
　　苦草洞整编，动员各地人员参加，除高埗比较大批外，还有东坑。整编后发展到四十人，骨干十来个。一方面动员扩大，一方面进行训练。整编后，决定由王作尧负责当这个大队的大队长，黄木芬另行组织政工大队，当政工大队长。因此，王作尧自1939年3月以后，不再兼任县委和宣传部长，而由王鲁明接任。4月份特委决定将王作尧的第一大队和黄木芬的政工大队同时划归特委领导，编入王若周部，成为第四战区第七挺进纵队第二大队，另一个是曾生同志在宝安组织的新编大队，也同属特委领导。以后，黄木芬便调返广西，他是梧州人，后在越南边界搞武装被日寇杀害。
　　日寇入侵后，省委成员分散到各地成立特委，东江特委由尹林平负责，东南特委由梁广负责（包括东莞、宝安、惠阳、香港、中山、澳门），西江特委由罗范群负责。王作尧大队有些是壮模队组成，也有些没有参加过壮模队，初时只有四五十人，有不少是女的。
　　我们在苦草洞第一个任务是健全组织，第二个任务是训练武装，第三个任务是训练干部，曾在松园下办过几次训练班。当时县委领导下还有很多工作队：主要是东宝队，王启光负责。
　　训练干部以后，县委搬到塘厦，第四件工作是恢复《东莞新闻》搞宣传，原来《东莞新闻》沦陷前已有，是国民党给钱办的，何鼎华与他们关系很好，由县党部罗裕荣（当过莞中校长）拿钱的，每月一百元。何鼎华入党后，大约是1937或1938年，我们就抓了《东莞新闻》。何鼎华大革命时是共青团，未入党，后失去关系，是1938年吸收入党的，谁吸收不大清楚，问姚永光会知道。《东莞新闻》在1939年5月， 由何鼎华去找县长张我东（那时在石马），答应每月照常给一百元，我们就在塘厦复刊，那时差不多变成县委的机关报，社论、消息都是按我们的意见写的。
　　那时已是4、5月份，不久，反共高潮来了，到四零年初，第二大队调走了，《东莞新闻》也撤了，县委机关也撤到大岭山，打算重新组织武装。到1939年8、9月，我们到了高埗，搞了十多人，一条艇，由谢阳光负责，象土匪那样，是刘发如部莫耀（矮仔耀，即莫辉庭）部队，想拖他们的枪走。那时的工作看来失败，不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以抗日保家卫国的名义动员群众自己组织。当时周棠也在莫耀处。看来站不住脚，想拉回山乡，平时知道莫耀有两条轻机枪，那几天不见拿岀来，想叫周棠搞那两挺轻机，周几个不肯，宁愿回家，实际他当时已吃成鸦片，变坏了，于是便断了他的关系。
　　那时反共高潮严重，我们主要是发展组织，记得当时东莞已有党员二百一十多人（不算随部队调走的），区还是五个区。
　　谢阳光1937年底去了延安一年，回来在增城阮海天处活动，到1939年7、8月与赵学一起调回东莞，便叫他下水乡搞武装，赵学在常平区当区委书记。
　　1940年初，我便准备离开，到6、7月左右，我、袁鉴文、王鲁明三人同时调走。我去了香港，王鲁明到了惠阳，袁鉴文去了增、博。陈铭炎调来负责，他接我当县委书记，黄佳、王士钊留下，县委怎样组成我不知道，可问王士钊。
　　（李绍涵 根据1981年8月20日谈话录音整理）